有些时间节点，在个人的生命中是特别重要的，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它们同样意义非凡。每个人的成长过程，都与历史的节点在某种程度上交织、契合。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出生在1978年12月，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—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。这一会议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。所以，我这一代人，正是伴随着改革的春风，逐步成长起来的。
我小学上的是1984年，这一年，邓小平提出了“一国两制”的构想。到了1989年，我开始上初中，1997年上大学。那一年，邓小平去世，香港也顺利回归。想想看，这段时期，我们就像是夹在历史的两端，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。当然，期间我也经历了短短两年的工作生涯。其实，每个人的成长，都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，尽管我们无法亲身参与每个历史事件，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，我们都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历史的进程，最终是由一代代个人历史的交织构成的。
从中国的历史长河来看，炎黄时期和尧舜禹时期，仿佛就像是我们的学龄前阶段。那个时候的我们，还没有文字，无法留下任何详细的记录，但却有无数的神话和传说流传下来，犹如一段段充满幻想的童年。神话就像是人类的童话，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。接着，进入夏商周的阶段，似乎是我们的“小学时期”，纯真无邪。那个时候的我们，尚未懂得勾心斗角，而“春秋战国”才是我们学会心机的时刻。如果按照年龄段来看，那时候，班级里也有类似班长的存在，比如周天子。班里还有各自的小组，比如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这些都是小组长，学习委员是孔子，纪律委员是墨子，孙子和吴子大概是体育委员，老子可能是语文课代表，只不过他可能不太愿意待在课堂上，常常去水边观鱼。这个班真是太有趣了，春秋花花的同学们，各有各的风采。到了秦汉，那就像是“升入初中”，管得更严格了，作业也多了，渐渐失去了童年的自由和乐趣。不过，大家开始写日记，像司马迁就写得特别好。再往后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，就像是中考后的暑假，四处游玩，似乎并没有什么进步。隋唐则是我们进入高中，精力旺盛，充满斗志的阶段。五代时期是高考后的暑假，又是一个放松的时期。然后到了宋朝，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享受到了最美好的大学时代，然而毕业后却面临元朝的压迫，知识分子无处可用，大文人都转行去做编剧了。
展开剩余57%历史上，每当一个朝代走过65到75年，尤其是在70年前后，往往进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阶段。那些存在时间较长的朝代，基本都处于鼎盛时期。比如汉朝，在走过65年后，汉武帝的时代正是国家最强盛的时刻；唐朝到了70年左右，正好是唐中宗的时期，前有贞观之治，后有开元盛世，武则天也准备迎来自己的执政高峰；清朝的70周年，则恰逢康熙年间，标志着“康乾盛世”的到来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些历史长存的朝代，到了70年，正值盛世呢？
首先，这和创始人的开国功绩有密切关系。那些能从一穷二白中起步，历经艰难建立王朝的开国皇帝，必定非凡。他们不仅有非凡的治国才华，而且也深知政权的来之不易，因此他们治国极为谨慎。其次，几十年的积淀，让制度和文化逐渐形成惯性。这种惯性，经过数代人的延续，逐步积累起了社会的认同感，也让政权的合法性得以建立。因为，政权的获取，往往是通过武力得来的，即使像赵匡胤那样，通过黄袍加身，也依然受到了权力的牵制，最终走上了执政的道路。因此，任何新政权刚刚建立时，总会受到合法性的问题考验，百姓难以接受一个出身平凡的皇帝，毕竟，他怎么可能成为天命所归的君王？正因为如此，许多开国君王编造了神话般的出生故事，这不仅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非凡身份，更是为了帮助自己树立起政治合法性。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和积累，这种认同感最终在百姓中深入人心，逐渐生成了一种集体的荣誉感和国家认同感。
例如，秦朝虽然存在了短短的20多年，秦国的身份并未真正被百姓广泛认同，因此很快就灭亡了。大多数秦朝人还是自认为是“秦国人”，而非“秦朝人”，因为他们的文化认同尚未根深蒂固。相比之下，像鲁国、宋国这些历史悠久的国家，百姓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深厚的文化认同。孔子出生在鲁国，虽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称其“先宋人”，但这也说明了文化认同的形成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。
因此，经过三代人的积淀，百姓的认同感逐渐达到了巅峰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对未来的乐观预期，一个国家的荣誉感也随之建立，这时政权的稳定性达到了顶峰，国家进入了盛世的状态。然而，历史上又有一句话，“盛之时也，衰之始也”。盛世的背后，往往潜藏着一些危机和隐患，这些隐患往往在当时并不显现。就像一个人，当他处于巅峰时，某些问题可能会被忽视，但当失败来临时，这些问题就会显现出来，成为不可避免的原因。
下一篇，我们将一同探讨汉武帝刘彻，这位说出“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的英雄，他究竟经历了什么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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